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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都知道特洛伊木马的故事：一群装在木马里的士兵，趁着夜深人静，从木马肚子里跑出来，攻陷了特洛伊城。咸安二年（公元372年）十月，也就是新皇即位后的三个月，京城建康突发一件怪事，区区几百名天师道徒聚众造反，诈称是一年前被废的皇帝司马奕回宫，竟然攻进了守卫森严的皇宫殿庭，最后出手平叛的是桓温派驻宫城的亲信部队。
这件事虽然最终成了茶壶风波，但是反应了两个问题：第一、表面问题是天师道问题严重，对皇权影响太大。天师道又叫五斗米道，是道的一个异化流派，这个流派发端于琅琊郡，也正是东晋王室发祥地，在西晋时期，这个流派对于晋室皇族就有很大影响力，八王之乱中的赵王伦就是该教教徒，到了简文帝、孝武帝，这个教的影响更大，简文帝自已字道万，后来生的儿子又分别叫道生、道子，本来，六朝人最重视家讳，父亲或祖宗的名字，儿子绝对要避讳，但是大家看六朝人物中，父子叫“之”，比如王羲之、王献之的大有人在，叫“道”的也大有人在，陈寅恪先生说，这个原因可能要归于他们的信仰。所以，简文帝父子这么多“道”，可见他们家多么重视“道”教。孝武帝司马曜的母亲是简文帝司马昱请相士从一众奴婢中选出来的，这个相士就是天师道徒，这个天师道徒还写了个谒叫做“灵草荫玄方，仰感璇曜精。诜诜繁茂萌，重德必克昌。”这里头孝武帝司马曜的名和字（昌明）都在里头，所以后来司马曜兄弟都非常重视天师道，最终还造成大乱，不过这是后话了。
所谓“上行下效”，天师道一旦被处于权力中心的皇帝重视，那么他的传播效应立马成倍放大，在东晋社会影响深远。一种具有攻击性的他们的信仰一旦与世俗权力相结合，就容易有篡权的冲动，而这个天师道本身又有造反的传统，在西晋时代，就策反赵王伦篡位，终于形成八王之乱，最终后果不可收拾，晋室只好衣冠南渡。到了东晋，北方的天师道势力也播迁到江东地区，并与江东原有道众结合，并出现最可怕的情况。那就是原先信仰该教的士族，很多人地位、财富都不如从前，甚至沦为流民，这些经历过权力滋味，与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关系，又有文化，新旧地位悬殊的人，就比单纯的流民更容易发动政变，而这阵子，皇室所控制的三吴地区，又出现饥荒，土着居民比那些南渡人的中原人士更加无望，就很容易被人利用，政变危机时刻存在。
天师道问题一直是晋室一大隐患，但又除之无力。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，所谓狡兔死，走狗烹，天师道问题始终不解决，士族军权可以始终不放，这就跟桓温北伐一个道理，没有北伐的名义，桓温势力就不可能一次一次壮大，北伐失败，桓温死期就不远了。而且，当时社会，失势士族来说，亲自作天师道首领背叛也是很经常的，除了前面讲的西晋赵王伦外，比如东晋到南朝就是吴郡四姓的陆氏，以及谢安家族后人参与背叛。
对于各个士族来说，无论是平叛天师道，还是亲自作为天师道发动背叛，都只是生存游戏而已。第二个是实质问题，皇室包括当权士族中许多人对当前政务形态不满，也就是对桓温不满。这次的背叛人员能够直到宫廷，肯定有内奸响应，而且如入无人之地，没有上层人物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，更重要的是，背叛人员是以废帝司马奕回宫作幌子，这个司马奕是谁废的？是桓温。最后，皇城那么多卫队，竟然只有桓温派驻的手下出手才平叛这次背叛，可以首都传统势力仍有市场，一些政务势力这么做，可能有两种想法，一是认为桓温先前被王谢抑制了，现在可能是在闹心情，放任不管小皇帝；二是想试探桓温态度，这个可能性最高，大家想想，背叛者只有八百人，而且不是职业军队，古今中外历史上，以这么少人造反成功的屈指可数，即使成功的那一小部分人，也是因为驻军响应造反，才能成功，所以这批人即使让他攻进皇城，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，必定是以卯击石，下场可见，因此，可以想见，建康城中其它部队放任不管，一定要桓温部队出手，多半原因是想看桓温方面的态度。
当然，也有可能这是桓温投石问路，自导自演的把戏，目的是给城中士族看看，这城里没有我桓温，可不行。但这个可能性不高，一是背叛徒众，纵横京城，竟然没有其它力量阻止，这是难以想象的，二是不符合桓温性格，桓温还是读书人的，很讲究名正言顺，京城毕竟不是他的能绝对掌控的地方，如果这次造反控制不慎，很容易引火烧身，这对于他来说，是得不偿失的。这也给了恒温陈兵健康推翻旧政一个由头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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